从日常行为上讲，包括讲黄段子、公共场合的以隐蔽的方式触摸妇女等。

他们下定决心要用非暴力来抵御暴力，我希望他们能成功。这些遭遇抓捕的村民，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这次罢免活动中的积极参与者或者带头的人。

近来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一涉嫌强奸的人没受到警察的处置，被强奸的女人愤恨地说：我不恨强奸犯，恨警察。他们不是去处理治安事件，而是去对付依法维权的村民。实际上，警察正在变成社会的对立物。还有两位村民站在远处观看，也被便衣警察追捕，幸好逃脱了。警察的职责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处理治安事件。

如果警察背离这个职责、采取不作为或者介入到非治安事件中，那么警察就会变成社会的对立物。这会使民不安、国不宁。实验者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将在实证基础之上，提出适合中国情况遏止刑讯逼供的方法。

在讯问制度上，现在我们明明知道存在严重问题，容易产生刑讯逼供，却来搞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实验。三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我们且看这个实验针对的目标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选择海淀公安分局进行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的试点后的试验案件，按照试验计划，海淀警方将把参加试验的120个案件分成两组，每组60个案例，分别按照试验的三项讯问制度和正常的讯问制度进行有关侦查讯问的对比试验。

可以说，三项改革的内容都是司法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就已经实施了的，内容简单、成本不大，却又意义重大，不知道我们的司法部门这样故弄玄虚的实验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实证到底要证明什么。这些报道让公安司法机关以外的局外人感到，三项侦查讯问试验项目是一项了不得的系统大工程，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会是重大的难题。

如果说对整个司法制度的改革比较复杂的话，对司法程序的改革相对来说就要简单得多警察个人要与违法犯罪分子打交道，要面对紧急情况和处理突发事件，现代各国都赋予了其较大的权力。劳教应当从公安机关的权力中分离出来，目前这种一纸行政决定就可以把一个公民关押 3年的做法，是完全不正当的程序，也是公安机关过分集中的权力的一部分，它应当通过司法化途径来解决，必须由一个中立的审判机构，即由法院按照公开、公正的审判的方式来决定。所以警察去查一般违法的时候，为了获得高额罚款就可以案件将转化成刑事案件让人坐牢相威胁。

总之，警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很容易形成由个人道德决定的人治。应当加强国家司法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 我国对公安机关的专门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这种假设的后果，真让人想起来不寒而栗。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的预审部门，预审部门对看守所进行监管。

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调查结论和调查情况的信息。这是中国特色官本位的产物：因为根据一府两院都是人大产生平行机构的政治体制，检察院和法院是与政府平行的，只比政府低半级，而公安机关则只是政府的一个局，比政府低一级，这样公安机关比检察和法院就低了半级。

在我国目前大一统的警察机体制下，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是由同一个机关行使的。其条件与状态，与秩序违反行为产生的障碍应成比例。

立法应当规定任何案件一旦进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有法定的固定形式的监督。他确实运气好，如果运气不好，岂不还在警匪共同编织的黑暗中颤抖吗？ 几天前，法制日报公布了一个关于警察心理压力大的报道。对此，我国根本就没有司法令状制度，根本就没有法官在侦查阶段的监督权。特殊紧急情况下没有事前的批准，也应当在采取这种措施以后的12或者24小时内到法官的面前接受中立的法官的事后审查。如他可以将自己受到虐待的情况公诸于众。另外王振忠还将黑社会分子徐承平的生意竞争对手陈信滔陷害成所谓勒索抢劫案的背后主谋，并将其羁押起诉。

（ 茅于轼：《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页。象王振忠案件，我们今天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报道，但是如果有新闻自由，就能根据被害人陈信滔以及有良知的检察官和法官提供的信息进行独立调查，更早将假案的谎言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不是他对陈信滔陷害而牵出了卞里忠一案，没有后来因办理陈信滔案而导致对假案的反复回放，并被检察、法院等机关的专业人士多次审查，卞里忠被杀的假案可能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2001年2月22日，很多福州媒体的头版头条上面，都登载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男子倒在血泊当中，照片底下配了八个大字，持枪抢劫，毙了活该，报道说当时这个男子正在持枪勒索抢劫，在拒捕的情况下被警方当场击毙。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有恃无恐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卖淫嫖娼场所，在每一个这样的势力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者一群坐收黑钱的、支持或者纵容他们警察。那里的很多人在惊恐、无助、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中不知所错。

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吕卓说得好，要让警察这支队伍处于阳光之下，处于人民监督之中。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司法审查中的公开听证。然而，可喜的是一些媒体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调查。要是这位警察真的开了枪，我们就看不到这位沉冤得雪的佘祥林了。

试想，作为人民利益保驾护航的警察如此胆大妄为，在多年的时间里，公安局的一名主要领导和主管刑事案件的刑警队长都与黑社会的人勾结，那时办的刑事案件是否颠倒黑白、是否有钱权交易就可想而知。这种体制导致了司法和行政权力行使中的所谓公安中心主义，形成事实上的警察政府和警察司法。

《南方周末》报道，2001年2月20号，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和黑社会分子徐承平勾结，制造假案，指示刑警队长刘雄带领武装警察枪杀二手车市老板卞礼忠。当时冲进去十几个人，其中五个人手里拿着微型冲锋枪，直接冲卞里忠身上扫射，一个警察进门的时候看到卞里忠的手还会抽搐，还冲他头上补了两枪。

侦查机关也应当有义务主动将案件交检察机关进行事后审查和事前审查。4、审前信息的秘密性并不能限制犯罪嫌疑人的言论自由权。

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检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前，除批准逮捕过程中的审查以外，其他侦查行为，没有规定对检察机关的任何专门监督行为。这样做事实上能够更加有力的加强党的领导，也能够使公安局长有更多的精力做好公安本职工作。这种情况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对被怀疑和被控告的个人的无罪推定的实现。警察权的设置与行使，目的都是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因此，警察权限应当与此形成比例关系，即维护的公共利益越是重大，赋予警察的权限也相应地大一些，反之亦然。

从内部职能的分立来看，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应当分立。很多地方为了让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法院在行政级别上能够平起平坐，就让公安局长兼任政府副首长或者政法委书记，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高级别的公安部长是华国锋，由国务院总理兼任。

我们应当重视媒体在监督警察中的意义， 媒体的真话是揭开各种败类警察、警匪勾结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谎言无处不在，就会纵容恐怖无处不在。可是我们的警察可以闯入民宅去查夫妻看黄碟。

公安局长不应当兼任其他更高职务，将其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的权力分离出去，是防止公安中心主义和警察政府的第一要务。可以想象的是，这几年中福州市公安局曾经有很多案件被警匪勾结的流氓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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